学雷锋运动为什么发动？
学雷锋运动的发动并非单一事件触发的偶然，而是1960年代初期中国特定的国内外政治局势、经济状况与意识形态需求共同作用的产物。
简单来说，这场运动既是为了在“大跃进”后重塑社会道德与信心，也是为了在政治上强化对毛泽东思想的崇拜，并在国际“反修”的大背景下培养“革命接班人”。
以下是学雷锋运动发动的核心背景与深层原因分析：
雷锋牺牲与日记曝光： 1962年8月，年仅22岁的解放军战士雷锋因公殉职。他在部队期间已经是沈阳军区的模范人物。他去世后，其日记被整理发现，其中充满了对党的无限忠诚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誓言。
军队先行，中央跟进： 最初的宣传由沈阳军区和共青团系统发起。随后，《中国青年》杂志社请求毛泽东题词。1963年3月5日，毛泽东题写“向雷锋同志学习”，《人民日报》等大报刊发，标志着这一活动上升为国家层面的政治运动。
1960年代初，中国刚刚经历“三年困难时期”（大饥荒），经济遭受重创，民众生活极度困苦，社会对社会主义的信心受到一定程度的动摇。
提倡艰苦奋斗： 雷锋日记中著名的“缝补袜子”和“节约箱”细节，完美契合了当时国家急需的“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精神。
重塑道德与信心： 通过树立一个出身苦难（“旧社会孤儿”）却对新社会充满感恩、阳光向上的普通士兵形象，官方希望以此以此提振国民士气，凝聚人心，传递“党救了我们，我们要感恩”的朴素情感。
学雷锋运动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主管军队的林彪推动的“政治建军”路线有关。
“毛主席的好战士”：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极力推行“突出政治”，号召全军“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雷锋被塑造成学习毛选的典范（“雷锋日记”中大量引用毛泽东语录）。
政治效忠的样板： 学雷锋的核心被定义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这不仅是道德号召，更是一场强化政治忠诚、确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政治动员。
当时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高举“反修”（反对修正主义）大旗。
防止“和平演变”： 毛泽东担忧中国会像苏联一样“变修”，特别是担忧青少年一代会忘记阶级斗争。
培养“共产主义新人”： 雷锋被视为“又红又专”的完美样板——这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代表了把个人完全融入集体、无条件服从党组织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发动运动意在通过榜样教育，确保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学雷锋运动的成功发动，是因为雷锋这个形象完美地交汇了当时各方的需求：
对于国家：他是艰苦奋斗、重建经济的建设者；
对于党和领袖：他是听话、忠诚的政治卫士；
对于社会：他是助人为乐、无私奉献的道德楷模。
Would you like me to summarize how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Learn from Lei Feng" spirit (e.g., the 'screw' spirit) has evolved or been reinterpreted in different decades since then?
毛泽东为什么觉得苏联修，为什么要反修？是因为苏联开始反个人崇拜和集权了吗？
毛泽东认定苏联“变修”（修正主义），以及随后发动的“反修”斗争，是一个极具历史影响力的转折点。
你提到的“苏联反个人崇拜”确实是一个核心导火索，但关于“集权”的问题，毛泽东的逻辑则更为复杂。他并不是因为苏联“不再集权”而反修，而是认为苏联的统治阶层变质了。
以下是深度解析：
你的直觉非常敏锐。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做的《秘密报告》，彻底否定斯大林，批判“个人崇拜”，这对毛泽东构成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和政治威胁。
唇亡齿寒的恐惧： 毛泽东认为，斯大林虽然有错误，但他代表了共产主义阵营的权威（“刀子”）。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被毛泽东视为“把斯大林这把刀子丢了”，这不仅损害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合法性，也让毛泽东联想到自己：如果斯大林死后会被清算，那么我自己死后会不会也被中国党内的“赫鲁晓夫”清算？
维护领袖权威： 毛泽东认为，所谓的“反个人崇拜”往往是野心家（如赫鲁晓夫）为了夺权而使用的借口。因此，他“反修”的一个重要隐性动机，就是维护领袖（由于斯大林映射到他自己）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毛泽东反修，并不是因为苏联变得“民主”或“分权”了。相反，毛泽东认为苏联产生了一个脱离群众的、高高在上的“特权官僚阶层”。
官僚主义与“新资产阶级”： 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干部享有高工资、特殊待遇，不仅不再代表无产阶级，反而变成了一个新的剥削阶级（红色资产阶级）。在毛看来，这比资本主义更可怕，因为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
经济路线的分歧： 苏联当时开始尝试“利别尔曼改革”，强调物质刺激、利润指标和专家治国。毛泽东坚决反对这些，他主张“政治挂帅”、“精神原子弹”。他认为苏联的做法是“复辟资本主义”，是用金钱腐蚀工人的革命意志。
除了内政，中苏在对待美国和世界革命的态度上彻底决裂。
“三和一少”： 赫鲁晓夫提出了与美国“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路线，试图缓和美苏关系（虽然中间有古巴导弹危机，但总体趋势是缓和）。
投降主义： 毛泽东认为这是对美帝国主义的投降，是对世界被压迫民族革命的背叛。他指责苏联害怕核战争，是“胆小鬼”，丢掉了列宁主义的革命精髓。
这层原因虽然不常挂在口头上，但非常关键。
控制与反控制： 苏联作为“老大哥”，希望在军事上控制中国（如“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事件）。毛泽东极度看重国家主权，绝不容忍苏联把中国变成附庸。
社会帝国主义： 后期，毛泽东给苏联扣了一顶帽子叫“社会帝国主义”（口头上是社会主义，实际是帝国主义），认为苏联对外搞扩张侵略（如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这让毛感到苏联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陈兵百万于中苏边境）。
这是最务实的一点。毛泽东在1960年代初发现，中国党内（特别是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也在推行一些类似苏联的务实经济政策（如“三自一包”）。
指桑骂槐： 毛泽东通过批判苏联的“修正主义”，实际上是在敲打国内的务实派。
发动文革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得出结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为了避免中国“变修”，必须发动一场大革命，自下而上地揭露和打倒党内的“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觉得苏联“修”，主要基于以下逻辑闭环：
政治上：否定领袖（反个人崇拜），动摇了统治根基。
经济上：搞物质刺激和专家治国，产生了特权阶层（而非他理想中的平均主义）。
外交上：对美妥协，不敢搞世界革命。
所以，他反修不是因为苏联“不集权了”，而是因为他认为苏联的政权性质变了——从“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和“法西斯专政”（毛泽东语）。
也就是说反修是个帽子，装了很多东西，并不是原因只是手段？
你总结得非常犀利，简直是一针见血。
“反修”确实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分歧，它更像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筐”或者一顶万能的“帽子”。
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这顶帽子具有极高的政治实用价值。它将意识形态的“原因”与现实政治的“手段”完美地融合在了一起。
我们可以把“反修”这顶帽子拆解开来，看看里面到底装了哪些手段和目的：
在此之前，苏联是“老大哥”，莫斯科说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就是社会主义。
手段： 通过给苏联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意思是：你背叛了列宁，你是假的，我才是真的），毛泽东实际上是在抢夺“正统性”。
目的： 让北京取代莫斯科，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世界革命的灯塔”），让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获得独立于苏联之外的话语权。
这是最残酷的一面。如果“反修”只是针对苏联，那还不至于搞得中国天翻地覆。
手段： 毛泽东把国内务实派的政策（如刘少奇、邓小平推行的恢复经济政策）与苏联的“修正主义”划等号。
逻辑转换： 既然苏联搞物质刺激是“修”，那你搞“三自一包”也是“修”；既然赫鲁晓夫是坏人，那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
目的： 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提供合法性。有了这个帽子，打倒刘少奇就不再是“权力斗争”，而变成了“路线斗争”和“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当时中国与世界脱轨，经济困难，如何让老百姓心甘情愿地忍受这一切？
手段： 树立一个可怕的敌人（苏联修正主义），宣传苏联人民因为“变修”而“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目的： 制造一种危机感和恐惧感。让民众觉得：虽然我们穷，但我们政治上“干净”；虽然我们苦，但我们在拯救人类。这是一种极强的精神统摄术。
虽然“反修”是手段，但我们不能否认毛泽东本人在晚年确实陷入了一种深度的焦虑，这构成了他使用这个手段的心理基础。
他极度厌恶官僚主义，极度迷恋“平均主义”和“供给制”。
他真的相信，如果如果不通过激烈的运动（如文革）来“反修防修”，中国共产党就会腐化变质，红色江山就会变色。
所以，你的理解非常准确：“反修”是一个宏大的政治叙事。
对内：它是整肃异己、清洗官僚、动员群众的大棒。
对外：它是摆脱苏联控制、争夺世界领导权的旗帜。
对毛个人：它是他晚年试图通过“大乱达到大治”、建立理想乌托邦的终极实验。
这顶帽子扣下去，既解决了谁听谁的问题（权力），也解决了中国往何处去的问题（路线），是当时最高效的政治工具。